在基因研究蓬勃今天，癌症再非世纪绝症，抗癌药物有革命性发展，例如可瞄准突变基因的标靶药，以及从免疫系统着手的免疫治疗等，皆为针对肿瘤基因，从根源作出治疗。药研以欧美最为发达，但在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，竟也产出土炮抗癌药——郑宁民本为内科肿瘤专科医生，但他一直醉心研究，18年前因缘际会下，让他发现可藉天然酵素“精氨酸酶”让癌症凋谢，自此郑医生便展开漫长的药研历程，研发出本地首只生物抗癌药 BCT-100(金氨素)。
可以想像，在香港这个以金融为中心的城市，要募集庞大的资金进行科研，实在是荆棘满途。可幸美国及香港的研究已进入临床阶段，药物推出市面的一天指日可待。问到郑医生是如何坚持至今，他笑说:“就是蠢。好听一点，是热情。”
郑宁民乃康达医药创办人及行政总裁，在他年少时候，根本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一步，因为，他的志愿是成为外科医生。“很少医生在刚毕业时已知道自己想进入哪一个专科，但我的志向很早已奠定，由第一天进入医科直至实习，我都希望做手术。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科研没如今发达，医学治疗以解剖概念为 主，藉手术达致治疗效果，例如割盲肠、治疗胃出血等，疗效立即出现，医生的成功感是即时而来的。
由外科到内科
在英国威尔斯大学医学院修读的郑医生，当时亲自去找外科教授，问他是否可以成为门生。“那时候没有签约这回事，他说了就是。没想到做完实习后再去找他，外科医生的职位已给了别人。”未能入职，就连住处亦无法寻觅，令郑医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此时，医院通知血液及内科部有空缺，也容不得他细想，便匆匆接受职位。
进入血液及内科部后，郑医生走进了全新领域，以往他将心神摆到手术桌，现在却要从显微镜看细胞，在病房观察淋巴癌病人，渐渐竟生出兴趣。及至八十年代，郑医生回港，其时中文大学医学院刚创立，在1985年时，院长蔡永业医生邀他帮忙任教。 “我在中大做开荒牛，医学院只有几个学生，连实验室也没有。到了八九民运，我便转到私营市场开业。”
在香港逗留10年不够，因姐姐有肠癌，郑医生便带着她离港求医。“身为医生，却不懂为姐姐治疗癌症。”在血液科中，治疗以血癌为主，其他癌症不在此列; 抱着如斯心情，他与姐姐到了美国治癌首屈一指的纪念斯隆 ——凯特琳癌症中心(MSKCC) ，意外地获得了肿瘤科培训机会，为他带来日后研药的契机。“在这里，我除了看症，还能做实验和认识新药机制，美国的研药气氛相当浓厚。”
瑞士之行获灵感
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，郑医生亦在之后回港。他满脑子都是从美国带来的新技术，但进入私家医院工作后，被迫停下研究，于是决定离开。2000年，他于瑞士认识到一只酵素——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精氨酸酶(peg Argl) ，可以令癌症凋谢，已进行过动物实验，但未在人体施行过。“在八十年代的时候，治疗血癌已有使用酵素，机制与其相似，我便想到是否可以钻研下去呢?”于是郑医生拿着一叠资料，走到理工大学找前任副校长陈新滋教授，要求展开实验，当时他还没想到要制造药物，只是纯粹的学术研究。
完成老鼠实验后，效果理想，报告于2007年在 《癌症研究论文》(Cancer Research)发表，吸引了投资公司赞助，获得几百万的资金，希望郑医生将研究变成药物。“这时候可说是‘洗湿了头’，不进行下去不可。现在回想，其实不应该继续的，因为我只是学者，根本不懂应付之后的繁复程序。” 要获得不同国家的临床研究许可证，以及医院与公营机构的批核等，各有不同标准及程序，让郑医生忙得团团转。
黑色素瘤全消失
郑医生与团队所研发的 BCT-100(金氮素) ，曾进行黑色素瘤、肝癌、前列腺癌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实验，其中有末期黑色素瘤患者，在注射BCT- 100后，于电脑扫描可见肿瘤消失，两年后的今天仍然存活。此药现已在欧美、香港进行临床实验，更夺得奥地利科研大奖(Christian Doppler Laboratory Award) ，获得7年资助来进行研究，令郑医生十分鼓舞。“最初在香港进行研究时，因为本地肝癌个案较多，少见黑色素瘤，故以前者为目标，但在百多位患者中，疗程未及理想。但在美国，以BCT-100 治疗黑色素瘤则相当良好。”除了癌症，对于缓解与基因相关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，亦在 BCT-100 的研究之列。
行政与研究，固然困难，但最叫郑医生烦恼的，是筹钱。药研必须大洒金钱才可进行，例如以动物作为试验，以验证药物的有效性及安全性，最常见是利用老鼠及猴子，一只猴子的成本约需人民币5万元 (折合港币$57300元) ，还要先饲养3个月才可开始，还没计实验室租金、仪器运作、人工、专利等等。单 是维持运作，每年已要三千多万，外加每次实验的资金。“另外，与研究化学药物比较，生物科技药物的实验格外复杂，可能每次生产出来的制成品都会有不同，很难符合管制机构的严格要求，因此要计算如何令每次的成果相似，也是一大难度。”
研究团队于2007年进驻香港科学园，11年后的今天，虽已见成绩，但郑医生自言，现在仍然经常感到心灰意冷。“香港人急功近利，只专注做地产，很快便可赚大钱。但药研不是这回事，起码要 10 至 20年的时间，而且有机会全军覆没。相反，成功的话，便可以赚一百甚至二百倍的利润。”在外国，投资公司会栋选 20多个药研项目，只要有一两个成功，已可翻本，但本地药研不多，投资进去的风险太大，难怪乏人问津。
寻找投资困难多
既然欧美研药风气盛，那么大可跟外国药厂合作吧。郑医生苦笑说，他曾跟许多大型药厂洽谈过，人家有意投资400 万美金，但药厂要求他支付药厂考察团队来港的费用，这里就要花上100 万元。“在外国，他们只须驾车便可前往实验室，来香港的成本便大得多。而且我们的实验室只有约30多人，人家千里迢迢来到，只看到这些，又会怎样呢?”
向政府申请资助又可行吗?郑医生叹道，政府的回应是，只要摩根大通愿意给100 万元，他们亦愿意给相同的金额。“既然我们找到摩根大通投资，还有需要向政府借钱吗?”赚大钱可留给私营企业，政府的角色应是辅助研究，而非要求投资成功，否则香港便永远留不住人才。“现在的年轻人很少选
择科学或生物科，大部分毕业生选择到药厂做推销员，过了几年，在大学的知识也不复记得。”
来到现在，郑医生与团队的心血，快要迎来收成期， BCT-100已于美国完成第一期临床研究，今年完成注册临床后，便可正式推售，造福病人。问到郑医生会否鼓励更多本地科学家研药，他却摇摇头。“不是故意要淋冷水，但要同时拥有科学底子、充足的热情以及各方援助，实在非常困难。在香港，生物科技才方兴未艾，我约40岁开始研究，60岁才见曙光。”而且，不一定人人成功，多年努力随时付诸流水。
坚持研发为帮人
在香港研药，助力甚少，不比外国有庞大资源支持，郑医生坦言，他还是坚持下去。“因为研发出来的药物真的可以帮人。美国的黑色素瘤病人在接受试验下，癌症已经全部清除，得以重获新生。”还要考虑的是，结束研究，可令实验室同事失业，郑医生不忍如此。“很多同事由大学毕业至今，40岁了仍是在我的实验室工作，整个事业都跟着我，我不能不顾他们。”留在香港，也是私心。“这要是我的家，还能去哪里?虽然香港的生物科技仍很初步，但就算是零，总得有个开始。”
要维持下去，康达医药必须集资上市。郑医生表示，现时有数个投资方案，除了科学园，还有不同投资者参与，已有足够弹药展开下一轮研究。“继BCT - 100 后，我们正在研发第二三种发明，希望可以分散投资。”郑医生说，18年当中，许多辛酸，亦曾绝望过。“但现在已看到转机。”